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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刑法思想中的人道主义色彩初探
作者:黎志慧 文章来源: 更新时间:2013-12-11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在刑事法律领域提出来了一系列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观点,却体现了人道主义的色彩。他的许多刑法改革思想,具有平等博爱的基调,与基督教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他不是单纯强调对犯罪个人的一味惩罚,而是把刑罚作为达到保护社会安全和人民幸福的一种手段。经过孙中山的改造,凝聚铁与血于一身的传统刑罚观开始脱胎换骨,体现出人道主义、惩罚与教育相结合以及促进社会安全的精神。孙中山的刑法思想对中国法制建设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


       一、 禁止吸食鸦片与毒品犯罪


       孙中山对鸦片的危害深恶痛绝,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曾颁布《严禁鸦片令》,文中提到“方今民国成立,炫耀宇内,发愤为雄,斯正其时;若于旧染痼疾,不克拔涤净尽,虽有良法美制,岂能恃以图存?为此申告天下,须知保国存家,匹夫有责,束修自好,百姓舆能,其有饮酖自安,沉湎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勿任废弛。其有未尽事宜,仍随时筹划举办,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做新民,永雪东亚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 他又写信给伦敦各报,正式要求解除买卖鸦片之约。在这当中,体现的是孙中山对鸦片深恶痛绝态度,采取的是刮骨疗伤的方法,必须用猛药。如果是妇人之仁,断断不可在短期内肃清鸦片的遗毒。如果见到百姓吸食鸦片,因为戒食鸦片而痛苦,于是忍不住继续给鸦片其吸食,表面上是“爱人”,实际上是“害人”。


        孙中山的这种对禁绝鸦片烟的坚定态度和严厉作风,延续了近百年来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态度。鸦片与中国近代的耻辱联系在一起。因此,禁止鸦片烟,既是对人民百姓更深的爱的体现,也是对中国要富强、中国人要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愿望的强烈表达。孙中山以后,民国政府也延续了这种对鸦片的态度。然而没有完全的肃清鸦片,鸦片依然在毒害者人民。只是到了1949年之后,新生政权才逐步彻底清除鸦片烟。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人性的弱点和缺陷,毒品等丑恶现象不可避免的死灰复燃,中国政府因应这种局面,颁布了打击毒品犯罪的一系列法律法规,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对毒品犯罪作出专门规定。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孙中山乃至近现代无数仁人志士禁毒精神的继承。这也彰显了保护人权、弘扬人道主义的精神。


        二、 禁止买卖人口、贩卖“猪仔”与拐卖妇女、儿童罪


       自从明代开始,华侨已经日益增多。清代中期以来,人口过渡膨胀。由于南方人口日益繁多,谋生日益困难。于是广东、福建一带的贫苦农民,出于无可奈何,也带着对新世界的稀奇和渴望,被贩卖至美洲等地做苦力,遭受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可是中国清政府对他们保护不力。孙中山一方面《饬外交部禁绝贩卖猪仔保护华侨令》, 一方面又扩大禁止贩奴的范围,根本禁止买卖人口。


       中国由于重男轻女的陋习,一些没有男嗣的家庭想方设法,渴求买到男丁。同时,许多无法通过合法途径结婚的男子,便通过买卖婚姻来实现。这为贩卖人口创造了“市场”需求。孙中山在《禁止买卖人口令》里,先引喻“西方人”的《人权宣言》,然后宣称:“今查民国开国之始,凡属国人,咸属平等,背此大义,与众同弃,为此令仰该部遵照,迅即编定暂行条例,通饬所属,嗣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违者罚如令。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


       孙中山在这里所体现了对人民的爱,保护襁褓中的人民。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新中国于1997年刑法中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打击贩卖人口的行为,还规定了“强迫劳动罪”,这是对孙中山先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 禁止刑讯与刑讯逼供罪


       中国古代法律有着光辉的历史,然而毋庸讳言,它也有许多罪恶的阴暗面。其中最为后人诟病的便是刑讯逼供。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硬伤”。应该看到,刑讯逼供实际上也是当时科技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一种无奈的选择,当时物质和科技的落后,无法让司法者能够拥有诸如指纹、足印、DNA这些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赋予嫌疑人以沉默权,的确是很难指控犯罪的。于是,人们选择了刑讯逼供。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这造成了许多的司法冤魂。即使是“清官”,其司法过程也某种程度依赖刑讯逼供。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法律来自于天,体现了“天理”。“天理”是通人情的,故而,天理、人情和国法的统一体,成了传统中国特有的法观念。在这种观念深处起着重要作用的是人性论,因为人性决定了人情,并且这是天理与国法存在的条件与依据。人性是思想家们所思考的永恒的话题,主要有两派:一是人性恶论,一是人性善论。其中前者对重刑主义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法家相信,人的罪过根源与人性的恶,并且这种恶性是后天无法改造的,在他们的思维里,根本不存在违法行为、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一切不合法律、法令的行为,不论是民事的、行政的还是刑事的,都一律视为犯罪,都必须接受刑罚制裁。


       孙中山反对重刑主义,在民国成立时颁布了《饬内务司法两部通饬禁止体罚令》,宣告:“近世各国刑罚,对于罪人,或夺其自由、或绝其生命,从未有滥加刑威,虐及身体,如体罚之甚者。盖民事案件,有赔偿损害,回复原状之条;刑事案件,有罚金拘留,禁锢大辟之律,称情以施,方得其平。”因此他要求“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笞杖枷号及他项不法刑具;其罪当笞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


       据《饬内务司法两部严令所属禁止刑讯令》,宣示:“本总统提倡人道,注重民生,奔走国难,二十余载,对于亡清虐政,曾申其罪状,布告中外人士,而于刑讯一端,尤深恶痛绝,中夜以思,情逾剥肤。今者光复大业,幸告成功,五族一家,声威远暨。亟当肃清吏治,休养民生,荡涤繁苛,咸与更始。为此令仰该部,转饬所属,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仍不时派员巡视,如有不肖官司,日久故态复萌,重煽亡清遗毒者,除裭夺官职外,付所司治以应得之罪。吁!人权神圣,岂容弁髦,刑期无刑,古有明训,布告所司,咸喻此意。此令。”


       孙中山反对偏重口供,主张焚毁刑具,摒弃残酷的刑罚,禁止虐待身体残害身体完整权的各种危害行为。这也是孙中山对千百年来遭受刑讯的中华民族有着深切的同情,对长期遭受刑讯威胁和残害的百姓,有着无限的爱,有着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1997年新刑法中专设“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一系列反对刑讯逼供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孙中山的愿望。


       四、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


       传统社会是等级社会。身份社会。贵族有着“八议”的优待,而且“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在法律上有许多优待贵族、优待官僚阶级的规定。对于平民,则很苛刻。娼妓、乐户、仵作等,更是最卑贱的“贱民”。


      “天赋人权胥属平等,自专制者设为种种无理之法制以凌轹斯民而自张其毒焰;于是人民之阶级以生。前清沿数千年专制之秕政,变本加厉,抑又甚焉。若闽粤之疍户、浙之情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暨披甲家为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剃发者并优倡隶卒等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民齿。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当兹共和告成,人道彰明之际,岂容此等苛令久存于民国耶?为此特令申示:凡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这是孙中山民国元年的《饬内务部许疍民享有一切平等权利令》。


       孙中山对于贱民阶层有着深深的同情,同时也是基于西方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强烈意识,他废除了歧视疍民的法律法规。这体现了他的对人无分贵贱,一律平等的爱。


       然而遗憾的是,民国政府困于外忧内患,一直无法完全实现中山先生的愿望和理想。只有到了1949才有转机。1949年11月始,广州市政府禁用“疍家”称号,一律改称为“水上居民”。从这开始,政府不断将水上居民向陆地大规模迁移,安排在今广州市滨江东路一带居住生活。当年广州珠江岸边延绵七八里鳞次的疍家渔船早就不复存在。疍家人从“贱民”到“水上居民”最终彻底转型成宪法阳光照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山先生泉下有知,在这一点上应该可以欣慰。


       孙中山的这些刑事法律思想在今天看来,仿佛只是法律的常识。甚至于也许有人吹毛求疵地批评他只是提出口号,而没有进行学理的论证。然而我们要同情地理解和尊重历史人物,万勿以今天的“先进”目光去嘲笑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里,能够提出这样的观点,可谓是“先知先觉”。对当代的刑法思想,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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