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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中会成立时的香山人数考
作者:胡波 文章来源: 更新时间:2013-12-11


      在2010年8月26日中山市华侨华人文化学会成立暨“香山华侨与辛亥革命”论坛的活动中,我曾讲过兴中会成立时首批入会的成员当中有16位是香山籍的,但是事后,市孙中山研究会一会员告诉我,这个数字是错的,不可能有16人。我当时手上没有详细的资料,只记得十几年前曾做过统计,数字应该是准确的。她这么一问,我倒是觉得有必要好好考证一番,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


一、 兴中会成立大会时到会人数

      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成立大会时,到底有多少人参加,历来说法似乎都是模棱两可的,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最早出版的比较可信的《孙中山先生传》,是民国时期高民佐先生花了二十年时间才写成的一部比较好的孙中山传记,受到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大家认为其:“注重整体,叙事比较确切扼要,剪裁适当,条理明晰,基础较为深厚。”(1)在这部传记里,关于兴中会成立时的情况,高民佐先生是这样表述的:“大约是纪元前十八年(1894)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事情吧,中国革命团体的元祖,在檀香山创立了,地点是在卑涉银行(The Bank of Beroice)华人经理何宽的家里,到会的有何宽、李昌、黄华恢、邓荫南、刘祥、黄亮、郑金、程蔚南等,由孙先生主席,提议组织革命团体,大家就决定定名为‘兴中会’,并且发表了中国专制政治史上第一篇革命宣言——《兴中会宣言》。”(2)文中有名有姓的人共8名,但没有说明他们的籍贯和他们各自的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一部比较完整的《孙中山传》,是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尚明轩先生撰写的。但不无遗憾的是,书中也没有对首批兴中会会员的人数和籍贯作具体的说明,只是笼统地说“同年十一月,他(孙中山)在华侨中动员了二十多名关怀祖国命运的人(主要是经营小商店和小农场的华侨,另有少数的工人、医生、会党等),创立了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3)


       章开沅、林增平二位先生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对此也有类似的表述:“11月24日,孙中山约集赞助反清革命的侨胞在火奴鲁鲁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寓所开会,到会有何宽、李昌、邓荫南、郑金、程蔚南、宋居仁等二十余人。”(4)这里提到了6个真实姓名的人,但同样没有籍贯。台湾著名学者吴相湘先生在《孙逸仙先生传》中同样认为“是日出席会议的有何宽、李昌、刘祥、钟宇、程蔚蓝、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陈南、李杞等二十余人”。(5)可喜的是,在吴相湘先生的表述里,比高良佐先生的介绍又多了几个人的名字,如陈南、侯艾泉、李杞、钟宇、宋居仁,却少了黄亮、黄华恢、郑金三人的名录。


       目前,只有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对参加的会员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冬十月间,假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宅开第一次成立会,列席者有何宽、李昌、刘祥、黄华恢、程蔚南、郑金、邓松盛(荫南)、郑照、黄亮、钟木贤、许直臣、李多马、李禄、卓海、林鉴泉、钟宇、刘寿、曹彩、刘卓、宋居仁、夏百子、侯艾泉、李杞等二十余人。”(6)但是,《孙中山年谱长编》中还是漏掉了少数人的名字,而且也没有注意到会员的籍贯。


      沈渭滨先生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中则认为首批入会的20余位成员具体名单和职业是:“商人:程蔚蓝、郑照、黄华恢、刘祥、刘卓、黄亮、钟木贤、李多马、李禄、刘新寿、钟宇、曹采(12人);工人:陈南、夏百子、宋居仁、李杞、侯艾泉;公务员:李昌、卓海;银行家:何宽;农业家:邓荫南;教育家:许翥;报界:林鉴泉。”(7)沈渭滨先生的表述比较清晰,认为会员23人,但却少了一位重要的人物郑金,因他与孙中山是结拜弟兄,檀香山海关译员,对孙中山的支持也不少,兴中会成立时,他是重要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之一,不应该忽视他的存在。


       在茅家琦先生等合著的《孙中山评传》一书里,对兴中会首批会员的身份、职业、姓名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应该说是相对准确的数字。其内文是这样表述的:“据考证,最早一批兴中会会员的职业情况是:何宽,银行家;李昌,公务员;刘祥,商人;程蔚南,商人;邓荫南,农业家;郑金,公务员;黄亮,商人;黄恢华,商人;钟木贤,商人;许直臣(许翥),商人兼教育家;卓海,公务员;李禄,商人;李多马,商人;林鉴泉,报界;郑照,商人;刘寿,商人;钟宇,商人;曹采,商人;刘卓,商人;宋居仁,工人;陈南,工人;夏百子,工人;李杞,工人;侯艾泉,工人。综合起来看,商界13人,银行家1人,农业家1人,公务员3人,报界1人,工人5人。”(8)茅家琦先生等著的《孙中山评传》,应该说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公认的比较全面系统的孙中山评传,对兴中会的首批会员人数的考证应该说也是比较准确全面的。遗憾的是,在这部评传中,撰者只介绍了他们的职业和身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地缘和籍贯。美国著名学者史扶邻先生在其所著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对兴中会成立时的情况交待得似乎更加模糊:“几个月以后,孙中山只吸收到二十多名会员,而这些人对兴中会的兴趣大都是由于孙中山的哥哥孙眉的影响。……这些会员包括了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商人邓荫南和夏威夷政府的译员李昌。李昌和孙中山一样,从前是香港皇仁书院的学生。何宽和李昌都是香山人。在早期的参加者中还有一个孙中山从前在意奥兰尼书院的同学,现在是富有的木材制造商,孙眉的一个 和亲戚。”(9)在这里,史扶邻先生已经注意到了兴中会首批会员的籍贯和人际关系。但是新近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历程与美国党务百年发展史》中,对兴中会首批会员的介绍似乎更加简单,基本上沿用了冯自由和国民党史研究方面的说法,仍然只对组织机构作具体的交待,缺乏更加细致的历史叙述。(10)其研究方法、注意的问题和切入的角度似乎没有超越过去的认识水平。

       从国内外出版的论著、传记等相关史料上看,学术界普遍地注重职业的分析和身份的考量而忽视地域的分布和籍贯的构成;注重兴中会的性质,而忽视首批入会人数的准确性。这种现象表明:史学界仍然停留在阶级分析方法和定性研究的原点上,缺乏文化和人文地理方面的关照。也许,首批入会人数的多少和籍贯对兴中会性质的判断并无根本的影响,但有时人数的多少和籍贯的构成,直接影响活动的开展和愿望的达成。从总体上看,兴中会成立时入会的会员不是一个笼统的或不确切的数字,而是一个比较可信也比较确切的事实。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和研究的成果,本人认为:兴中会成立时首批会员应是24人,包括孙中山在内则应是25人,且个个有名有姓,历史俱在。



二、 兴中会首批会员中的香山人

       既然兴中会成立时首批入会的是25人,那么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其中香山籍的人员有多少?过去似乎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本人曾对同盟会成立前兴中会会员中的香山人做过粗略的统计,但时隔多年后发现有误。今根据已确定的首批加入兴中会人员姓名,对照冯自由的《革命逸史》的记载和马衮生的论著,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料,可以确认在檀香山参加兴中会的首批会员中,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香山籍会员共16名,具体列表如下:


序号 姓 名 籍贯 职业 党派及社团
      1     陈  南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2     何  宽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3     钟  宇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4     李  昌 香山 檀香山公务员 兴中会
      5    宋居仁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兴中会
      6    侯艾泉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兴中会
      7     李  杞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兴中会
      8    林鉴泉 香山 檀香山报界 兴中会
     9     曹  彩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兴中会
    10    黄  亮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11    卓  海 香山 檀香山税关译员 兴中会
     12   钟木贤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13    李  禄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14   程蔚蓝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15   许直臣 香山 檀香山教员 兴中会

       在这15名华侨当中,只有李昌的籍贯颇有争议。在冯自由的《革命逸史》里,说他“任檀岛政府英文通事,兼《隆记报》译员。兴中会成立后奔走甚力”。(11)在史扶邻先生的论著里,明确指出李昌是香山人。但根据马衮生先生所著的《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及追随者》一书的介绍:“李昌(1851-1912)。李昌的祖父李兴元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领袖之一。他的父亲李正高是一个基督教牧师,也参加太平天国起义。他们一家为逃避满清迫害,移居香港。李昌在香港受到很好的教育,1882年来到夏威夷。因他的中英文都很好,历任政府机关译员。李昌和何宽是兴中会成立时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会议后,李昌和宋居仁一起到茂宜岛见孙眉,成立兴中会卡胡卢分会。后又见邓荫南,成立兴中会巴伊分会。李昌利用他在政府工作的地位,掩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免受警察追究。李昌一度担任《自由新报》的编辑。1909年,他退休回香港。1912年在香港去世。”(12)应该说,这是关于李昌生平事迹的比较全面的介绍。遗憾的是作者没有明确李昌其人的籍贯,不过这段文字为我们了解李昌的家世源流提供了宝贵线索。香山县曾有人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如翠亨村的冯爽观。李昌的祖父和父亲都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他们都是太平天国的成员之一。孙中山小时就经常闹着要太平天国战士冯观爽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从这点上看,马衮生女士所说,基本上可信。孙中山到檀香山后很快与太平天国的后人、火奴鲁鲁“中西扩论会”的主要成员李昌等取得联系,并志同道合地走到一起,可能与孙中山的太平天国和洪秀全情结有关。再从李昌、何宽率先交纳会费、提供开会场地、追随孙中山等事情来看,李昌很有可能是香山籍人士。尽管他家在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迁居香港和他最后回国定居香港,但都不能把他排除在香山人之外。李昌从香港到檀香山,也许不是一个偶然的决定,很可能是因同乡关系而作出迁移檀香山的选择。在他们那个时代,同乡和同族关系是人们外出谋生和创业时的凭籍。李昌在夏威夷与香山人何宽、宋居仁、孙眉、孙中山等关系密切,也许不仅仅是志同道合的缘故,甚至还有一层同乡的关系起着勾连的作用。


       因此可以断言:兴中会成立时到会人员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共有25名,其中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香山人共有16位,他们都是兴中会的创会者,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知先觉者”。



三、 香山华侨与兴中会的诞生
       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兴中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兴中会在檀香山华人社群中诞生,似乎又带有较大的历史偶然性。兴中会如果没有孙中山和香山华侨的首倡,也许还会有别的人来代替,但已经发生的历史不容后来人的假设,孙中山和香山华侨已经成为这种历史必然中的偶然,他们在兴中会和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已经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喜欢说偶然性是必然性的一种表达,但从来就不否认伟大人物和先驱者的历史功绩。马克思就曾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3)兴中会在万里之遥的太平洋上的檀香山成立,孙中山和香山华侨的首倡之功自然功不可没。他们就是马克思经典作家所说的那种“偶然情况”和“偶然性”。


       事实也是如此。当年孙中山先生宣传反清革命时,就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和批评,即使是海外华侨也都态度冷淡。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孙文学说》中,回忆当时的情景,也感慨地说:“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14)“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故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大西洋之纽约市,沿途所过多处,或留数日,或十数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言,清政府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惇惇,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15)“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16)的确,当时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革命就是造反,反皇帝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是要杀头灭族的。因此,在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中,同情者多而支持者寡。真正支持他的革命主张的主要还是同乡及其好友。兴中会初创时的25名会员当中,香山人占绝对优势的事实就足以表明香山华侨在兴中会成立和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初始阶段,真正起到了支持和参与的积极作用,其不畏强权敢为人先的精神和政治文化的自觉意识,使偶然的冲动变为必然的结果,这才是香山人的可贵可敬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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