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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五四运动
作者: 文章来源:原载一九八四年五月五日《团结报》 更新时间:2011-03-08

(一九一九年) 五四运动爆发,正是孙中山先生被迫辞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职务后困居上海,闭户著书,以“启发国民”、“唤醒社会”的时候。“五四”的火炬照亮了他的眼睛,使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欢呼:“这次学生运动,于此甚短期间,收绝伦之效果”,“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他热情支持这个运动,并从中吸取了有益的养料。 北洋军阀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激起了更大的反抗。五月十九日,北京学联决定派代表到各地开展宣传,扩大爱国运动。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明确支持青年学生的革命行为,曾多次邀请学生代表到他的寓所谈话。 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曾请孙中山先生到会演讲,演讲的地址是在上海环球学生会。“孙先生那天为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巴黎和会,讲到了俄国革命,鼓舞了我们学生。”许德珩同志回忆说。屈武同志也参加了这次演讲会,记得孙先生讲话的大意是:“宋代有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今日有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学生不能安心读书,挺身出来干预政治,总是由于政治太坏之故。从五四运动以来,不一月间,学潮弥漫全国,人人激发爱国良知,誓死为爱国的运动,整个社会蒙受绝大的影响,使顽劣的北京政府也不敢撄其锋。此一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收效一定更为伟大而长远。”据北大校友朱尚瑞回忆,有个北大学生曾在上海群众会上说:“孙中山先生革命,算不上革命。他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新华门’,这样的革命不彻底,我们这次要作彻底的革命。”当时孙中山先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听了这个批评也热烈鼓掌。会后,孙中山先生还向北大同学恳切地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可见孙先生的博大胸怀。 孙中山先生对北洋政府镇压五四运动无比愤慨,曾积极营救过被捕者。五月四日,北京三十一名学生和一名市民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孙先生曾打电报给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要他从速释放被捕学生。他还通电广东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工、学界代表。正由于孙先生和社会上其他人士的支持以及民众的团结努力,被捕学界、工界代表才能很快出狱。 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陈独秀于六月十一日散发传单时被捕后,全国震动,各地掀起了营救运动,北洋军阀迟迟不予释放。到八月二十四日,北京著名进步刊物《每周评论》又被北洋政府封闭,胡适也被捕的谣传传到了上海。孙中山先生对陈、胡两人被捕深为焦虑。当时追随孙先生的沈定一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详细记叙了孙先生援救陈、胡的情形: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于九月上旬到上海进行南北和议,“孙先生一见着许世英,就说起你(胡适)和独秀被捕的话。当时正《每周(评论)》被封,上海方面大传你也被捕的话,所以孙先生对许说:‘独秀我没有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他们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者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做着吧!’许听了这番话,口口声声的‘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没有几天,我们就听到独秀出狱的消息。” 孙中山先生对“五四”时期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备极赞扬。他在一九二O年十月《给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这样写道:“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提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为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孙中山先生基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深刻的认识,当即于一九一九年六月指派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筹备和出版《建设》杂志,并在上海《国民日报》上开设了《星期评论》专刊,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在北京办的《每周评论》遥相呼应。孙先生指派得力干部从事文化宣传,目的在于“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致海内外国民党同志函(十)》)。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沈定一等随即遵照孙先生的指示,约请胡适、陈独秀、蔡孑民等人为这两个杂志、专刊写稿,在《胡适来往书信》一书中,就保存有他们关于组织稿件和商量问题的八封信。 (述 辑/原载一九八四年五月五日《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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