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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
作者:刘辉 文章来源: 更新时间:2011-03-06

 

引言: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后人留下了什么呢?他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他的各种思想理论为我国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的繁荣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了解他、认识他、研究他。在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海峡两岸趋向统一、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之际,研究孙中山,便有了现实的意义。

在分析每一种理论时,在评价每一个思想家和法学流派时,都要用历史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辩证的方法进行科学的研究,不能用现代人的观点和水平去强求前人,更不能用贴标签、戴帽子和断章取义的方法去处理各种材料,即使是明显错误的观点和理论,也不能用简单否定的方法去对待,而应弄清楚他提出的历史背景,尽力挖掘其中合理的东西,要把它作为人类认识的一个环节来把握。恩格斯说:“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1)我们应以此为指导来认识和评价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理论和观点,当然也包括孙中山的各种思想理论。

带着对孙中山先生的怀念和尊敬之情,我想对他的五权宪法思想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五权宪法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外国资本主义和后来的帝国主义者用洋枪大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使得长期统治的封建制度逐渐解体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敌入侵和国内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引起和加深了国内外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于是连绵不断地爆发了为争取民主和独立的革命运动,其中以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为最大。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正确地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偿,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新税捐。例如,185315皇帝(咸丰)在北京颁发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减轻税捐,允许缓交,首先是不要额外再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卷一第11页。— 引者注)

建立在封建土地关系上旧中国的自然经济,经不起外国资本主义的狂飙袭击而日益破产,外国商品的大量侵入,松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腐蚀了中国农民的自给自足生活。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农民,原来只是喘息于清朝专利和地主剥削之下,而如今陷于更痛苦的深渊。由于金银外溢,引起严重的财政危机;由于清廷为偿付巨额赔款加重对人民的榨取,从而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日趋凋敝。

当时的社会矛盾主要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汉族人民与清廷统治者的矛盾,广大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中国资本主义自清初出现萌芽以来,在封建主义的压制下,发展相当缓慢,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客观上催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使之得到一定的发展。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正迅速解体,出现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有利时机,但是实际情况却非常有限。根据统计,从1872年到1894年,中国的地主、商人和官僚兴办了七十四个厂矿,资本为二千一百多万元。(2)这个数目,仅相当于颐和园的修建、维护费用,等于清政府全面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或者等于《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款的十分之一。在整个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内,全国民族资本家的总资本不过两千万两,而乾隆、嘉庆年间的大官僚和绅被抄家的总额竟达八亿两之多,即是说140,两相比较,相形见绌。这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工业资本的全部积累,而其中真正商办企业才五十四家,资本仅五百多万元,更是少的可怜。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太软弱,它的经济实力远不及封建势力雄厚,它不得不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很大的依赖性。

谭嗣同的诗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就是当时中国现状的写照。面对山河破碎、庐舍为墟、民不聊生、疮痍满目,中国的仁人志士深受刺激。他们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寻求救国救民方案。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洋务派,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到革命派,不同的阶级及其派别,提出各种救国方案,进行各自的实践。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其微弱的物资基础上登上政治舞台,他们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产阶级改革派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实行民主共和制,因此,他们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组织团体和政党,进行种种政治活动,文化思想运动,革命斗争。五权宪法思想便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提出的救国方案。

二、五权宪法思想内容简介

自林则徐、魏源睁眼看世界之后,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所提出的救国方案无不与“学习西方”有关。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找寻真理的一派人物。”(3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最早是在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的演讲中正式提出的,1921年在一次演讲中又作过专题论述。

孙中山在把本国的封建“法制”和外国的三权分立进行了比较分析以后,认为中国早在封建社会分立之初就有了“分权”,只是具体分法不同。中国是分君权、考试权、监察权,不过中国的君权兼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性质。综观中外两种法制的得失利弊,孙中山既看到了“分”的合理性,又看到了“合”的必要性,他提出把权力分作政权和治权两部分(亦称权能分立):政权由人民信赖的人掌握,具体说就是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所组成的政府,由国民大会产生并向国民大会负责,但人民在选出了自己的国民大会以后,仍握有选举权、罢免权、复决权、创制权等项具体直接的政权—民权,以保证政府的政治不背离人民的意志。孙中山先生认为根据五权宪法的思想,建立五院制政体,就可组成一个服从人民意志的“万能政府”。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大体上有三个重要来源:

第一、来源于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孙中山在论述“五权宪法”的时候,就是从孟德斯鸠讲起的。他说,宪法是从英国创始的,英国经过革命之后,把君权渐渐分开,形成了一种政治习惯,但当时虽已有了三权分立的事实,而英国人却并不懂得三权分立,只是由于政治需要才去做罢了。后来孟德斯鸠根据英国的政治习惯,发明了三权分立学说。可是孙中山认为一系列的事实表明,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并不完善。

第二、来源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喜斯教授所倡导的“四权说”。孙中山曾仔细地研究了喜斯罗所著的《自由》一书。喜斯罗在书中认为:“宪法分为三种权力是不够的,应该有四种权力,即应该把原来包括在国会职权中的弹劾权拿出来独立,以这个弹劾权同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平列,成为四权分立。喜斯罗阐述了为什么要把弹劾权从国会中独立出来的理由,认为国会拥有弹劾权并没有什么好处,那些狡猾的议员,往往利用这个来压制政府,弄得政府一举一动都不自由,所谓动辄得咎。弹劾应是对行政人员实施监督的有效措施,其目的是为了加强行政官的负责精神和提高行政功效。为了正当地行使弹劾权而不至于滥用,所以喜斯罗认为把它从国会中分立出来是完全必要的。孙中山非常拥护这种主张。他的“五权宪法”正是从喜斯罗的“四权说”中延伸出来的。

第三、来源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弹劾权和考试权的事实。孙中山说,中君主时代,有主管弹劾的官员,例如唐代设谏议大夫,清代设御使等。他说:“就是遇到君主有过,也可冒死直谏。这种御使,都是耿直得很,风骨凛然。”(4)所以孙中山认为,从前设御使台谏的官,原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他又认为,考试权也是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制度。而且实行也得很严格。“从前各省举行考试的时候,把试场的门都关上,监试看卷的人,都要很认真,不能够通关节,讲人情……到后来有些不好,便渐渐发生弊病了。”(5

孙中山认为把一国的政权分作五部分,而不是三部分的宪法,将是世界上最好的宪法。为此,孙中山作为了理论上的说明,他阐述道: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即离心力;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即向心力。自由太多,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多,便成了专制。五权宪法就是调节自由和专制,使它们保持平衡的大机器,他又阐述道:政治里头有两种人,一种是治人的,一种是治于人的。他引用了孟子的说法:“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孙中山说,现在讲民权主义,要把治人和治于人的两个阶级来打破。他说,“兄弟这种五权宪法,便是打破这种阶级的工具,实行民治的根本方法。”(6)总之,孙中山认为,五权宪法是一部新的机器,是人民驾驶的一部治理新国家的最好的机器。

三、五权宪法思想的特点

(一)从实质看,它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

分权学说是资产阶级于封建专制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分权制是资产阶级追求的国家政体。欧美资产阶级的分权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只是近百年的事,中国的分权思想萌芽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后经维新改良主义者的理论宣传,三权分立这个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土地上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五权宪法是孙中山在反对帝制创建民国的斗争中吸收西方“三权分立”学说,结合中国历史与国情,作为民权主义组成部分提出来的。中国资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针对封建皇权,他们树立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鲜明旗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武器和建国方略。

孙中山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作了总结,指出中国之所以战祸连年,是由君主制引起的。人人都争着想做皇帝,因而内战不断。历史上的起义,本来很进步,但结果只是君主改姓换代。孙中山特别指出太平天国建都天京最终失败,其重要原因是因为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互争皇帝、自相残杀之故。他又指出,现在革命党内部也有一班人想做皇帝,因而附和革命。他得出结论说,为了缩短国内的战争,不能再搞那主权属于皇帝的君主制了,而应实行民权的制度。因而,孙中山坚决反对君主制,主推共和制,建立五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五权宪法作为二千年封建专制思想和制度的对立物,出现在中国政治制度和法制史上是破天荒的,其历史意义重大而深远。

“五权宪法”方案的提出,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中国封建君主制制度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直至十九世纪来,“民不可一日无君”,依然是不可改变的传统思想,是孙中山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否定了这个传统思想。这个口号的提出,还是近代民主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进步的救国方案。在近代史上,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曾用暴力革命沉重打击了清王朝,企图建立一个地上的平等王国。但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农民阶级无论在思想或实践上都不能彻底否定君主政体。戊戌变法时,维新派强烈要求实现君主立宪制,但他们既拒绝采取暴力争取,又不能彻底否定君权。孙中山提出“推翻帝制,创建民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继承了农民战争反抗封建暴政的革命精神,却否定了农民的皇权思想;继承了维新派重视政治变革和效法西方的思想,但屏弃了君主立宪制和改良主张。这个方案的提出,还引起了近代政治思想领域的巨大变革。在此之前,人们要么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以为推翻清王朝,建立大汉王朝就可以救中国;要么认为不要根本否定君主,只要君主立宪就可以救中国。在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复兴帝国和君主立宪的主张,日益认识到民主共和国方案才是最先进的方案,才是救国的方案。

(二) 从其思想来源看,五权宪法思想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是借鉴西方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和继承中国古代的监察、考试二权而形成的,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中西合璧的产物。

孙中山五权宪法的一个基调就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符合自己的国情,外国的制度只能借鉴,不能照搬。他说:我们的革命要能成功,其成果要能巩固,光靠照搬“三权分立”,那中国一点好处没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社会与外国完全不同,“如果不管自己的风土人情怎么样,便象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照搬进来,那便是大错的。”(7)只有当我们看清自己的国情,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的时候,“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我们拿欧美以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而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于欧美之上。”(8)孙中山本来是向欧美学习的,但他并不教条主义地学,而是对欧美的政治制度采取批判的立场。1906年,他说道:“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9)他指出,英国的宪法所谓三权分立,三权各不相统,这是六七百年以前逐步发展过来形成习惯了的。但他认为,英国分权的界限还没有清楚。1924年,孙中山又批评英国说:“当时英国虽然是把政权分开了,好象三权分立一样,但是后来因为政党发达,逐渐变化,到了现在,并不是行三权政治,实在是一权政治。英国现在的政治制度是国会独裁,实行议会政治。所谓以党治国的政党政治。”(10)他也曾对美国宪法持批判态度。一方面肯定美国宪法把三权的界限分得比英国清楚,认为它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而且一百多年以来虽然数次修改,但大体上亦仍没有什么根本变化。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指出:“这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益进步,土地财产也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已经是不适应的了。”(11)又说:“从宪法史策及政治心理种种方面比较起来,美国的三权宪法,到底是怎么样呢?由兄弟研究的结果,觉得美国宪法里头,不完备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流弊也很不少。”(12)可见,孙中山对于三权分立理论以及英美的政治制度并不是盲目地崇拜,而是看到了它们的缺点和流弊。在此基础上,孙中山以改革为己任,去寻找他所认为更为合理的政体和关于分权的理论。因此,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是以对西方“三权分立”进行改造的创新姿态问世的,而不是盲目照搬,“全盘西化”。

我国辛亥革命前后,一大批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的志士仁人,都主张照搬“三权分立”。孙中山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既注意研究外国的情况,又坚持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他深深懂得,三权分立不是完善的政体,必须将中国的考试、监察两权补充进来,才算完美,才能“集合中外之精华,防止一切流弊。”

考试制度产生于中国,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选拔官吏的一项制度。秦汉时采用“贡举制”,由官吏君主举荐贤能,隋朝开始科举取士直到清代。尽管这些考选方法,都不过是补充专制君主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但靠着它搜罗来的“人才”,对封建社会苟延残喘二千多年之久,不能不看作一个因素。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精神文明,仍未到不用考试就能找到最有才能的人来为国效劳,并鼓励全社会的人奋发向上这个阶段。先生对这一制度极为重视,他说:“考试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也是一件重要的事。”他认为,“共和时代考试是万不可少的”,“如果实行了五权宪法以后,国家用人行政都要照宪法去做,凡是我们人民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能随便乱用”。(13)很显然,这种考试选人的方法无论从政治民主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实际工作效率来考察,都未过时,只是随社会发展,精神文明的提高,考试的方法种类愈来愈丰富罢了。在一个因文化落后和其它种种原因而不能顺利行使人民民主权利的国度里,先生把考试制度单独作为中国近代共和政体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乃是从实际出发,给人民行使自己民主权利一种比较可靠的保证。

监察制度也是我国自古就有的,经考试选用的人,在质量上有了较可靠的保证,但仍免不了在权力的腐蚀下“变质”。封建君主为保自己的宝座“千秋万代”地传下去,本能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随之就建立起一套监察制度来防止某个权臣的叛逆,或破坏其封建统治秩序。中国古代的监察官一直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御吏,后来有了独立的监察弹劾机构——御史台。先生说:“说到弹劾权,在中君主时代,有专管弹劾的官,象唐朝谏议大夫和清朝的御史之类,就是遇到君主有过,也可以冒死直谏,这种御史耿直得很,风骨凛然。”(14)在我国封建史上,象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这类稍有作为的君主,都极其重视对这项权力的设置和运用,视谏如镜,取得了封建鼎盛的辉煌政绩。以后我国历史上,凡出现动乱的时候,多与此项权力未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及根本取消有极大的关系。先生把监察权作为近代民主共和政体的又一项独立大权,以便保障人民的直接民权,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经验总结。

(三)从其产生过程来看,五权宪法思想是孙中山不屈不挠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产物。

任何一种卓越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思想者个人的努力。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孙中山从小便树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从十二岁到二十六岁,孙中山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共十四年。在这期间作为一个积极向西方学习,探求救国真理的青年,他学到了不少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了资产阶级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使他向往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伦敦蒙难脱险后,孙中山在伦敦继续居住了一年,在这期间,“潜心研读和从事著述,探求救国真理”,西方国家的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农业、畜牧、矿业、机械工程等方面的各类书刊,他都认真研读。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富兰克林的《自传》、喜斯罗的《自由》等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给了他很大影响,成为他“五权宪法”思想的理论来源。

孙中山1921年在题为“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讲中,有这么几句,“但兄弟倡此五权宪法,实有来历的,兄弟革命已三十余年,自在广东举事失败后,兄弟流亡海外,革命虽遭一次失败,而革命底事情仍是要向前做去。奔走余暇,兄弟便从事研究各国政治得失源流,为日后成功建议张本。故兄弟亡命各国的时候,尤为注重研究各国的宪法,研究所得创出这个五权宪法。所以五权宪法可谓是我兄弟独创的。”

“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庄严华丽的国家,我们有什么法子可以使他实现呢?我想亦有法子,而且并不为难,只要实行五权宪法就是了,兄弟在东京庆祝《民报》周年的时候讲演五权宪法之后,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了,而赞成五权宪法的人仍是廖廖,可见他们心中都不以为然。”“兄弟想这个东西实在很难,现在虽没有人懂得,年深日久,数百年或数千年以后,将来总有实行的日子。”(15)可见,五权宪法是孙中山不屈不挠追求真理的产物。

实际上,五权分立和三权分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把权分为三或分为五,都不会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马克思曾指出,三权分立这种为资产阶级视为神圣的原则,不过是把普通的产业分工原则运用到国家机构,而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质而已。但是资本主义的分权比起封建主义的集权,无疑是一个进步。同时,孙中山从民主的原则出发,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进行探索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孙中山创立五权宪法学说的过程实际上是寻找引导中国兴旺发达的科学道路的过程。为此,孙中山苦苦求索了一生。他的求索轨迹使我们深受教益。和我们不同的是,孙中山面对的是一个行将覆灭的封建王朝。“中国向何处去?”“何以代之,何以昌国”这是孙中山求索的基本点,孙中山的求索轨迹,随着他的逝世而中止了。他把他所寻找到的方案以及他对救国真理的求索精神,留给了后来人。

四、五权宪法思想的历史命运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历史命运是可悲的,自1906年提出以来,一直不被国人理解和接受,更谈不上付诸实践了。

孙中山将五权宪法当作救国方案极力加以宣传并试图付诸实践,但一直没有成功。孙中山在谈及五权宪法时,对人们的“不重视”不无遗憾,“但是虽然演讲,在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个事情都没有十分留心,此事说来十余年了。在当时大家的意思,以为世界各国只有三权宪法,没有听见什么五权宪法的,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以为兄弟伪造的。”“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了,而赞成五权宪法的人仍是寥寥,可见他们心中都不以为然。”(16)武昌起义后,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并未贯彻孙中山早已提出的民主立宪原则,后来孙中山对此有过一段评论,他说:“兄弟在南京政府的时候,原想要参议院订立一种五权宪法,不料他们那些议员却不晓得什么叫做五权宪法。后来制定一个约法(即指临时约法),兄弟也不去理他。因为我认为执行这个宪法只是一年半载的事情,不甚要紧。等到后来,再来鼓吹五权宪法,也未为晚。后来那些议员搬到北京,订出来的天坛宪法草案,不料他们还是不顾五权宪法,还要把自己的好东西丢去不要,这真可惜。”(17)他又说:“我们民国的约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在南京订出来的民国约法里头,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思想,兄弟不负那个责任。’”(18

孙中山逝世后,那些自称为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人,只是在形式上承认了孙中山的政治方案却把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精神阉割殆尽。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和学说虽然被“信徒”们在口头上奉为神圣,但实际上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为什么五权宪法思想会是这样的结局呢?为什么它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市场,行不通而成了一种主观的空想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资产阶级本身的阶级局限性

1、资产阶级力量太弱小:关于资产阶级的状况已在前面论述过,这里不再详赘。

2、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缓慢,决定了资产阶级力量不强。资产阶级受着封建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对他们存在很大的依赖性,不敢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孙中山和革命派都把推翻清朝统治当成是实现民权主义的最终目标,但没有认识到消灭封建专制主义,不仅要推翻清王朝,而且要推翻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即封建地主阶级。孙中山对中国的封建势力估计不足,特别是看不清汉族封建势力。他集中反对满州贵族的封建统治,而忽视汉族的官僚、军阀、豪绅、地主,大汉族主义的情绪模糊了孙中山的阶级观念。他在民族问题上以反满代替了反帝。在民权问题上,又以反皇代替了反封建。反帝反封建不彻底,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五权宪法无法付诸实践的重要原因。孙中山不能明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总想超越革命阶段,幻想建立“万能的政府”、“全民国家”,实现“全民政治”,这就使他不能不陷入搞主观社会主义的设计中去,而这种设计越细,主观性、幻想性越重。

3、脱离人民群众。

孙中山虽然正确地看到了长期受专制统治的人民的落后和愚昧,但他却错误地把人民的落后和愚昧看成是天生的和无可弥补的。在他看来,人民只能作阿斗,不能成为诸葛亮。他不懂得人民群众在挣脱了专制统治枷锁以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将改造主观世界,在革命斗争中提高自己的觉悟增长自己的才干。因此,他不是在革命斗争中发动群众去争取民主,而是将民主看成对人民的赏赐。他把权与能的关系比作阿斗与诸葛亮的关系,“四万万人都是象阿斗”有权而无能,应有诸葛亮那样的“先知先觉”者从上面赐予“后知后觉”的阿斗们以“公权”。广大的“后知后觉”者掌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四种所谓“政权”,是“有权的人”,“先知先觉”者则行使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等五种所谓的“治权”,是“有能的人”。而五权宪法的实现必须经过“军法之治”(军政)、“约法之治”(训政)、“宪法之治“(宪政)三个时期,这固然表现了孙中山对现实的一定的清醒,但其理论基点却是由于资产阶级脱离人民所造成的阶级局限性和唯心历史观。总之,中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们既想取得胜利,又怕由此引起人民的觉醒,这使五权宪法思想缺乏群众基础,难以付诸实践。

4、对政权问题的忽视。

马克思主义宪法学认为,宪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和总结,就是说只有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建立政权并上升为统治者的阶级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国家制定宪法,其目的在于巩固胜利成果,并使之发展和不致受侵犯。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忽视了政权问题他们并不懂得领导权的重要性,不了解政权是实施宪法的前提。甚至有的人以让出权力而自命清高,并且幻想以此谋求表面上的“一致“,从而处处出现革命派的让步和妥协,“尽让政权于袁氏”,孙中山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后来在《讨袁檄文》中说:“贼本汉族,人情必思家国,而总统复诽万古之此,府与迁就,冀其自新。”(19)蒋翊武曾经说过:“革命党人之不争权夺利,以免将发生裂痕也”。黄兴也为自己的交权与让权作开脱,他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争权夺位的”。(20)这不仅显示出他们的极端幼稚可笑,更重要的是由于对政权的忽视,使资产阶级丧失了政权,丧失了建立宪政的大前提。以三权分立为政体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只在中国历史上仅存在了三个月的短暂时间,更谈不上五权宪法之付诸实践了。总之,孙中山认为有了法律,则国家有了根本的统治,就可以杜绝内乱、抵御外患,这种观点自有言理之处,但是,他没有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没有政权,任何宪法与法律也都等于零。

5、孙中山五权宪法中最致命的缺陷,乃是对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经济缺乏足够的认识。

辛亥革命以后,旧生产关系束缚仍未革除,大多数农民的思想仍停留在旧帝制时代。要真正建立民主共和制,首先要打破旧的机器,变革小生产的经济基础。孙中山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认识不足,想要不改变建筑在落后封建的小生产经济上的国体,而进行五权宪法的政体“改良”,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在我们要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仍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国际环境的影响

日本是我国近邻,原来也是一个封建主义国家,实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有着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在十九世纪中叶,被美国侵入,先后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和《日美通商友好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并开放了一系列通商口岸和承认美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尔后,英、荷、俄、法等帝国主义又接踵而至,其处境与当时中国极为相似。但到了1868年,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即有名的明治维新,使得日本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从一个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逐步变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从而扭转了日本的国家命运。为什么中国继戊戌变法失败后,又有辛亥革命失败和五权宪法流产呢?其中原因值得我们分析研究。我认为出除了国内阶级的对比关系不同,革命所依靠的力量不同等原因外,国际环境的差异也是一个原因。

甲午战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竞相瓜分在华的势力范围,国内政局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涉及他们利益,引起他们干涉,事实也是如此。在辛亥革命期间,帝国主义分子千方百计迫使革命势力向袁世凯妥协,如在南北和谈的第二次会议时,驻沪的英、俄、法、德、日、意等到六国总领事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要他们“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这种貌似公正的照会,其矛头却是针对南方革命势力的。总之,对于弱小的资产阶级来说,帝国主义是创立民国,实施五权宪法的重要障碍。然而,当年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却利用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一方面是美国的南北战争甫告结束,无暇东顾;另一方面英法两国侵略者为镇压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从日本抽出驻军,而列强对日本又各有打算,未能采取联合行动去干涉。所以,明治维新派就抓住有利时机搞成了他们的维新运动,实施了资产阶级宪法。

(三)传统的影响 — 中国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中国经历了全世界最漫长的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主义体系,并居绝对统治地位。要冲破它比其他国家不知要艰难多少倍。

比较一下古代各国的政治制度,就可看到我国的集权传统与西方的民主传统是截然不同的,西欧远在奴隶社会之初,就有过雅典等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以后又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提出了以人性为基础的“人权”口号,冲破封建专制,随即产生了按分权原则建立起来的各种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而在中国,自秦以来,一直是在封建专制的皇权统治之下,且愈到后来其专制统治也愈严密。孙中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除,军不可破,不有一度训政时期以洗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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